By Venus Upadhayaya/Translated by Yu Ning Luo

拉維·巴特拉(Ravi Batra)是美國著名律師，深耕於紐約。2007年於國會山莊宣誓就職，並於同年起擔任全國南亞事務顧問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f South Asian Affairs)主席至今。他曾於2015至2021年間擔任烏克蘭的法律顧問，他的律所—拉維·巴特拉律師事務所(the Law Firm of Ravi Batra, P.C.)為個人、公司及總統提供各種法律服務。巴特拉先生近期的一項成就，是為馬爾他駐聯合國代表團合法爭取到位於聯合國紐約總部的辦公大樓，並於6月獲得由馬爾他大使授予的「亨弗萊·鮑嘉—馬爾他之鷹獎」(the“Humphrey Bogart” Maltses Falcon)。

巴特拉先生曾是紐約州公共道德聯合委員會（JCOPE）的委員。自2009年以來，他擔任過喬治亞、宏都拉斯、印度、日本、吉里巴斯、馬爾他、莫三比克、巴基斯坦、斯洛維尼亞、斯里蘭卡以及烏克蘭等數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法律顧問。他曾於1988年參與了由美國檢察總長艾德·米斯（Ed Meese）為首的代表團，前往日本解決雙邊貿易不對等的問題。他亦是《美國時報》（The American Times）的出版人及總編輯，致力於報導政府間外交及聯合國憲章等相關議題。

在《印度與太平洋政治》（The Indo-Pacific Politics, IPP）的採訪中，巴特拉先生以法律的角度探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中華民國（ROC）與美國之間地緣政治的動態關係，以及台灣應如何以烏克蘭危機為借鏡。

「當中共（PRC）意識到成為美國盟友對其未來的利益及成長有直接影響時，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問題就應不復存在，因為台灣早已是美國的盟友，並已在自由與公民權利等層面的發展上獲益。」

-美國律師，拉維·巴特拉

《印度與太平洋政治》:當今美中台之間地緣政治的法律背景為何? 從法律角度來看，您會如何理解各方的利益考量?

拉維·巴特拉: 若要將這次採訪整理為一個要點，我希望是這項簡單的請求，即一項關於中國的抱怨。美國在二十世紀時讓中國變的強盛，這裡並非指五千年前或是五百年前的明朝，而是二十世紀時，在中共主席毛澤東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森後；在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離開大陸來到台灣建立民主政權，即中華民國仍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P5)前。

你知道讓中國強盛的正是美國。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聯合國大會投票支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取代中華民國(ROC)，取得代表中國的席位，並在另一項美國與中共主席毛澤東達成的協議(指1972年美中修好的進程下所協商的《上海公報》)中，取得所有常任理事國，包含台灣的同意，確立了「一個中國，兩個制度」政策。一個中國，兩個制度政策可進一步分為: 一個在大陸的共產制度，與另一個在台灣的自由資本市場制度。

第二個制度又可進一步再劃分為香港及澳門，但僅為暫時性的，由於這裡的期限為1997年。然而，在第二個制度中，台灣的部分與此不同，台灣是永久性的，不存在期限問題。因此，你知道統一之路是困難重重的，因為在1971年的協議導致的特殊狀況中，美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位置，並與其他四個大國一起，與中國共享世界的管理權。其背後的法律考量是永遠延續台灣的自由資本市場制度。

這樣的獨立事件使中國更無拘束地發展，並成長至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僅在貨幣層面上，甚至在消費、生產層面上，其他國家都遠遠落在後頭，中國的經濟規模現在已達20兆。因此，我主要關心的是，現在的中國(PRC)沒有理由拒絕成為美國持久的盟友，畢竟是我們讓中國強盛起來的。當中國意識到成為美國盟友對其未來的利益及成長有直接影響時，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問題就應不復存在，因為台灣早已是美國的盟友，並已在自由與公民權利等層面的發展上獲益。

美國對中國的信心應能獲得每個中國人的支持，包括相信中國會加入自由市場體系，以及美國夢、美國自由都會在中國實現，這些都是他們台灣的同胞們已充分享受的好處。我們希望透過中國的經濟轉型，使中美之間能在政治上達成合作，甚至是聯姻般的聯盟關係。然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不同於和平的願景，遠方卻傳來戰爭的鼓聲。水砲在菲律賓海域的使用，使鄰近國家的漁民安全因此受到威脅。

「我們希望透過中國的經濟轉型，使中美之間能在政治上達成合作，甚至是聯姻般的聯盟關係。然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不同於和平的願景，遠方卻傳來戰爭的鼓聲。」

-美國律師拉維·巴特拉

《印度與太平洋政治》:您曾擔任烏克蘭的顧問，並曾與總統彼得·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及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合作過。在2018年，您也曾擔任過烏克蘭最大航空器製造公司—安托諾夫航空(Antonov)的全球特別顧問，並知道中國已於2016年取得當時世界最大的運輸機—安托諾夫An-225運輸機（the An-225 Mriya airlifter）的技術數據及權利。現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大規模戰爭已持續了三年，您認為台灣能從這場戰爭中學到什麼?

拉維·巴特拉: 實際上烏克蘭和台灣是截然不同的。現今所有人都可能面臨戰爭，因此所有戰爭都是一場教訓。例如，即便在辛杜爾行動(Operation Sindoor) 後，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仍存在核武戰爭的威脅，由於兩國皆擁有核武器。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情況則不同。在阻止印巴之間發生核武戰爭時，川普總統與國務卿盧比歐扮演的角色重要性，在川普總統首次於白宮接待了巴基斯坦的陸軍參謀總長阿西姆·穆尼爾 (Asim Munir)時最為顯著。至於俄羅斯方面，擁有龐大的核武庫存，而烏克蘭則為零。事實上，在總統比爾·柯林頓在任時，我們為了布達佩斯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而前往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要求他們放棄蘇聯時期存放於其領土內的核武器。由於蘇聯在1991年解體，我們不希望這三個新興的共和國擁有核武器。因此，我們與他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即1994年的布達佩斯備忘錄。

我們告訴他們: 請放棄核武器，我們會照顧並保護你們！因此，布達佩斯備忘錄比北約第5條更具約束力，因為北約的集體防衛(all for one)義務是基於成員所繳的會費，而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則是在放棄核武器的條件下，獲得了我們終身承諾的安全保障。我們有義務保護烏克蘭；中國、俄羅斯、法國和英國也有相同的義務。

這並非由於前蘇聯國家間存在未解決的內戰，如同中共以溯及既往( ex post facto )的角度，看待其取代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那般。從過去到現在，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從未有內戰，因此這是錯誤的推斷。

中共與中華民國之間存在的一個問題是: 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隱性協議。具體內容除了照美國所想，由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並確保中華民國自由與安全外，其餘內容只有美中雙方知道。所以，對兩岸統一的期望本身是錯誤的，由於中共是根據這樣的協議獲得了安理會的席位，因此必須確保在台灣的第二制度運作及存在的永續性。

地緣政治的問題其實能簡化如下: 我們應確保國家元首在達成協議時，能以其崇高的榮譽作為背書，如同我們1776年的獨立宣言，並以相互尊重的態度相處，對鄰國的貪婪慾望也應停止。我們應該讓人民和平共處，而不是利用內部的政治引起對外的恐懼或仇恨，因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並且，你明白多一些相互尊重，結合「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walk humbly with thy god)的精神，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國家元首應停止對鄰國的貪婪慾望。我們應該讓人民和平共處，而不是利用內部的政治引起對外的恐懼或仇恨，因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

-美國律師拉維·巴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