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rof. (Dr.) Nishakant Ojha/ Translated by Kai-Yuan Liu

隨著臺灣對於多樣化國際夥伴關係以及減少依賴中國的需求與日俱增，新南向政策成為了拓展外交的戰略基石，該政策推崇積極與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往來，尤其是在貿易、教育、科技與文化交流領域。在此背景下，由於和臺灣共享民主價值，以及在科技、人力資本及區域協調的戰略深度，印度成為了重要夥伴。然而，在轉向南方的同時，一個盲點隨之而生：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和臺灣既沒有邦交，也沒有值得關注的科技交流，貿易往來更是不在多數，卻成功透過檯面下的方式將自身與臺灣的大環境整合，這些方式包括國際學生、宗教網絡以及非官方跨國勞工。儘管此一發展乍看有益無害，深入分析後便會發現令人不安的趨勢。這並非單純的移民；這可能與中國的區域戰略設計相關，是引入造成局勢動盪的勢力的渠道。若從印度的觀點，這個威脅不止於理論層面 — 而是行之有年且持續進行，深深地與中國利用代理人進行混合戰（hybrid warfare）的手法交織縱橫。

在過去的五年內，臺灣的巴基斯坦人的數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教育領域，臺灣政府針對開發中國家慷慨地發放獎學金，而許多學生因此來到臺灣。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比起其他與臺灣有長期文化與科技連結的國家，如印度、越南和菲律賓，巴基斯坦人的數量高得不成比例。逾期非法居留、無法達成學術要求，以及涉入當地治安事件的案例逐漸出現，造成各政府部門的困擾。更有甚者，有多起學生從學術機構轉向民間勞工網絡的案例，表示暗地裡可能有他人的指導與協助。

巴基斯坦在臺灣逐漸增加的宗教影響力是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臺灣在憲政上保障宗教自由與文化開放，無意間為意識形態滲透敞開大門。部分在拉哈爾（Lahore）或柏夏瓦（Peshawar）接受嚴格訓練的巴基斯坦教長（clerics），現在正在領導臺灣為數不多但持續成長的穆斯林群體進行禮拜（prayer）。這些宗教活動的資金來源不透明，來自調查報導的初步報告顯示，其乃源於中東的慈善機構，而這些機構又與中國支持的伊斯蘭教推廣組織有關。如果置之不理，這個宗教軟實力可能會發展為特洛伊木馬，對臺灣的社會體系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印度的經驗可以作為寶貴的一課。極端意識形態透過神學院、民間教育組織和未受管制的宗教網絡進行滲透，成為了長期的挑戰。這些意識形態的管道常常為後續進一步的安全威脅鋪路，例如間諜活動、極端化，甚至是低烈度的恐怖行動。臺灣作為開放的民主政體，處理相關威脅的經驗有限，必須考慮採納更嚴格的管制架構。

更廣大的地緣政治背景讓這個議題更加複雜。在2024年，中國、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打著合作對抗恐怖主義的名義，簽署了三邊情報共享條約。雖然表面論述強調區域穩定，但潛在的訊息對富含經驗的戰略觀察專家來說相當明確：中國正在打造代理人網絡，藉此在南亞和中亞擴大影響力。塔利班在過往歷史中都不太穩定，但其意識形態卻非常強烈，納入塔利班此一行為，暗示著中國準備將宗教與部落網絡武器化，以利於自身的戰略目標。對印度而言，此一聯盟代表著迫切的威脅。對臺灣而言，這是緩緩燃燒的保險絲，可能透過其目前所低估的管道引燃。

中國以巴基斯坦作為代理人的手法，已經演變為精密的混合戰模型。在南亞，透過官方與非官方的行為者，中國利用巴基斯坦造成印度動盪。相關策略包含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state-sponsored terrorism）、網路間諜行動，以及顛覆意識形態。在中亞，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代理人讓中國得以在易於否認的灰色地帶行動。如果這種模式延伸至臺灣 — 透過巴基斯坦國民在臺灣的學術機構、清真寺，或勞動市場展開行動 — 在這種不透過戰艦與飛彈，而是透過佈道、軟體碼和文化活動的新型威脅之下，這座島國會發現自身難以與之抗衡。

臺灣的南向開拓、巴基斯坦的暗中進入，以及印度的低調警告

臺灣作為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持續施壓的繁榮民主政體，透過南向政策保護其外交與經濟 — 多樣化地拓展國際交流，朝向東南亞、印度和更廣泛的印太地區。此一政策拉近了臺北和印度的關係，印度不僅同為民主政體，還是崛起中的科技大國，更是針對中國的區域反制力量。

然而，儘管臺灣加強了與印度高度信賴的關係，一個不顯眼但高風險的情形正在這座島上逐漸發酵：巴基斯坦國民在實體與社會的存在日益增加，其並非透過正式外交管道，而是透過學生簽證、宗教網絡和民間移民來到臺灣。這些大多未經檢查的人口移動發生的同時，中國正在深化與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執政下的阿富汗的三邊關係，形成對抗印度的潛在安全走廊，無意間也威脅到臺灣的利益。

從印度的觀點而言，巴基斯坦人在臺灣的數量日益增加並非純粹的移民議題，而是在北京利用巴基斯坦作為地緣政治和情報代理人的情況下，變得更加複雜的戰略警示訊號。

臺灣與印度逐漸擴大的科技夥伴關係也應該以戰略的角度檢視。隨著臺灣在半導體和AI上深化與印度夥伴的合作，其必須保護這些敏感的領域，不受到可能與中國或巴基斯坦情報機構有關的人士滲透。智慧財產權遭竊並非唯一的風險，重點在於將雙元行為者（dual-use actors）植入臺灣的關鍵基礎建設。巴基斯坦沒有值得一提的半導體產業，其科技產業開發程度低下，極度仰賴中國的投資與平臺。然而，其國民卻有辦法進入臺灣的STEM教育計劃，有時候甚至得以在機構內直接操作敏感科技，這是一個潛在風險，必須經過嚴格審查與背景調查。

臺灣的宗教管理也同樣迫切。臺灣不同於那些經歷過極端宗教運動的國家，其缺乏審查、發放許可證，以及監控外國宗教人物的政府機制。沒有任何現行機制要求傳教士揭露資金來源、意識形態理念，或組織背景，缺乏此類監管創造了絕佳的利用空間。臺灣必須針對宗教監管引入明確的架構，或許可以借鑒印度鼓勵當地溫和的伊斯蘭教學者，以對抗外國資助的極端意識形態的經驗。

印度對抗意識形態與宗教滲透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其提供了寶貴的夥伴關係模式。比照現行科技合作協議打造的臺灣-印度的宗教與文化安全戰略對話，可以為制度韌性打下基礎。此類對話可以囊括情報共享、教育規範最佳實踐，以及聯合監控可疑的人口流動。舉例而言，臺灣-印度宗教韌性理事會可作為聯合平臺提供早期預警和培養能力。

重新調整臺灣在南向政策下的移民和教育方針，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政策方向。臺灣應著重於治理指數較高、科技水準相當，以及意識形態風險較低的國家，印度、日本、南韓與特定東協國家明顯符合這種標準。相對地，存在已知的極端化路徑、內部安全孱弱，以及與中國密切來往的國家應受到更嚴格的審查。臺灣應鼓勵教育機構結合國內與國際的情報來源，以針對個別國家進行威脅評估。

中國低成本高影響力的干擾戰略應該以相當的不對稱韌性戰略制衡。臺灣的安全模型過時且著重於傳統威脅，臺灣無法承擔繼續運行此安全模型的風險。隨著中國透過非國家行為者、意識形態夥伴及經濟代理人拓展影響力，臺灣必須做好準備面對最新型的顛覆手段：人口和意識型態操控。巴基斯塔便是展開這種行動的理想管道 — 極易否認、與國際隔絕，且內部易受中國影響。

印度的情報團體已經開始追蹤位於東亞的巴基斯坦國民與中國影響行動的連結。臺灣應該透過官方與非官方行動加入這個情報架構，臺灣國安局與印度的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建立緊密的情報連結可以作為起點，進而建立並共享區域內巴基斯坦人分布情形。聯合情境規劃、紅隊演練，及反滲透模擬可以增強臺灣的制度能力。

總體來說，臺灣於地緣政治上居於轉折點。隨著臺灣將未來導向科技自主與民主團結，其必須警惕偽裝成文化交流或學術往來的軟性威脅。巴基斯坦作為中國的戰略資產，越來越頻繁地被用來窺探及穿透臺灣的開放社會。印度對這種手法並不陌生。臺灣眼前的抉擇清晰無比：與理念和弱點相同的國家合作，或是在外交距離的幻象之下繼續忽視即將到來的危機。

這不僅是外交政策的問題，而是關乎在不對稱的時代國家如何生存。臺灣不能等待危機爆發，而是必須提早行動，在夥伴的引導下認知到風險、詭計，以及早已開始卻難以察覺的滲透。

當代的安全議題並不是你需要對抗誰，而是你為誰敞開了大門。

Nishakant Ojha 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國家安全、外交事務與戰略情報專家。

本篇文章皆為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刊《印太政治》的看法。